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于4月16日接受访问时，针对中美贸易、供应链重组、人工智能（AI）投资泡沫、美国经济状况以及国际联盟关系发布看法。Dimon表示，虽然市场短期出现避险基金减仓带来的震荡，但真正风险在于“关税战的不确定性”与企业无法规划供应链。
Dimon指出，市场近期的震荡部分来自避险基金的去杠杆操作，但核心风险在于关税战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别是关税政策的持续变动与潜在报复措施，使企业难以制定长期供应链规划。他强调，美中之间目前几乎没有官方接触，这不利于缓解贸易紧张，呼吁双方应立即展开对话，不必拖延。
Dimon也认为，关税战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扰乱全球经济秩序，尤其是制造业供应链的重组问题成为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他表示，美元走弱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低也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而关于人工智能，戴蒙提及存在投资泡沫的风险，暗示市场对AI的过度炒作可能带来资金错配和潜在风险。
短期性风险vs. 长期性风险在金融市场中，不同类型的风险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有其层级之分。以“避险基金去杠杆”与“关税与供应链问题”为例，两者皆为市场波动的重要触发因素，但其性质、影响范围与持续时间却大不相同。
避险基金去杠杆（Deleveraging）属于技术性、短期性风险。避险基金的去杠杆行为，通常出现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基金为了控制风险或满足保证金要求而减少杠杆部位，进而引发资产快速抛售、流动性压力上升。其风险来源为市场内部行为，属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再平衡。而影响短期流动性与波动性，可能引发价格急跌，但通常可在市场情绪恢复后反弹。其风险可控，具备暂时性与技术性特质，且政策工具如降息、流动性注入等可有效介入。
而关税与供应链问题属于结构性、长期性风险。相较之下，关税政策变化与供应链中断则来自于政治经济层面，常与国际关系、政策对抗、自然灾害或突发疫情有关，其来源为外部因素，非市场本身所能调整，且多具有政治与战略意图。影响范围广泛，涉及制造、生产、运输、原材料价格等整体实体经济层面。例如，川普政府将智能手机、笔记本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纳入新设的高关税类别（如20%的“芬太尼关税”），这对依赖中国组装的美国科技巨头（如苹果）造成成本与交货进程的压力，迫使供应链重组并带来巨额成本与时间损耗。
其对台湾科技产品课征高达32%的“对等关税”，网通业转嫁关税困难，短期内须吸收部分成本，利润受压缩。产品价格上涨将抑制消费意愿，成本转嫁困难与需求下滑的双杀格局，整体科技产业链受负面连锁效应影响。
关税和供应链涉及问题超过金融杠杆调整值得留意的是，关税与供应链问题所产生的其修复时间长，企业需重新调整供应链配置，成本上升、获利受压、通胀压力加剧，市场可能进入较长时间的不确定期。由此可见，关税和供应链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关税和供应链问题，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严峻性，远远超过单纯的金融杠杆调整所带来的风险。
Dimon呼吁美国应与欧洲、英国、日本、韩国、澳洲及菲律宾等盟友创建更紧密的经济联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并强调需要明确关税措施的目标，避免单边主义造成的全球经济动荡。
总结来说，当前市场的真正风险在于关税战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及企业供应链规划困难，而非短期的金融市场波动。各国尽快展开多边对话与合作，以化解贸易紧张，稳定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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